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此次政治局会议强调，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此外，会议还提出，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落实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当前，严峻的外部环境加上国内复苏不均衡的现状，如何理解和评价我国上半年12.7%的经济增速？下半年经济复苏动力几何？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风险点？宏观经济政策要保持连续稳定，货币政策应该如何选择？对于上述问题，我们专访了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他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复苏的核心基础在于投资和外需。下半年，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态势的核心力量有三：一是下半年财政支出力度和规模会进一步加速，货币政策也有很大调整空间。二是“十四五规划”已经出台，下半年会进入到全面落实、全面实施的新进程之中，一些大项目、大投资会带来很好的一个支撑力。三是世界范围内的供应链的瓶颈效应比想象中严重，因此我国下半年的出口虽然可能有所回落，但是依然会成为短期支撑中国经济的一个核心力量。但他也同时提醒，外部环境的变异，特别是美国宽松政策的调整，以及美国兴起的新一轮对华政策打压和遏制，可能是今年底和明年初我国要承受一个最大的压力。对于各方关注的通胀形势，刘元春认为，中国目前的通胀形势与欧美的通胀形势有本质的差别。“我们面临的是供给端的成本冲击问题，欧美实际面临的是需求端的物价上涨和货币流动性的宽松释放，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一定要以内为主，而不是简单跟随欧美进行调整。”刘元春认为，下半年我国的货币政策一定要回归中心点位，使货币供应数量与名义GDP增长有一个匹配性。“在宏观政策平衡方面，需要在投资和出口上好好做文章。对于消费，还是应当从中长期的角度来提升消费基础，提升消费和供求的匹配度，更重要的是从收入分配角度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以此来提升消费。”刘元春说。1. 如何评价202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成绩单？刘元春：最满意的肯定是在全球复苏的背景下，中国率先接近了经济复苏的常态化。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2.7%，是全球几大经济体中唯一一个能达到两数位增长的。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出现稳中向好、复苏基础不断夯实这种态势的核心基础在于两点：一方面是投资逐步得到加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外需。在疫情还在世界范围蔓延的情况下，全球需求复苏和供给瓶颈错位，导致中国的出口保持非常强劲的态势，因此，可以看到中国需求复苏的整体状态还是不错的。相对来说，我国供给复苏表现得更为亮丽。因为去年疫情爆发后，我国采取的纾困政策主要是在于保市场主体、保就业，因此我国供应链、工业链的恢复状况良好，虽然目前供需两侧恢复得不对称，但是都步入到一个很坚实的新的复苏阶段。
当然，如果对上半年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复盘，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是我国补短板取得明显成效，先前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消费基本恢复正常，上半年餐饮收入同比增长46.8%，已经基本上达到2019年同期水平，制造业投资已经摆脱一季度的负增长态势，较2019年已经出现了连续两个月的正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内生动能开始出现，在企业的利润、居民的收入和政府的财政状况等方面，都在逐渐改善。今年下半年可能会是中国的政策推动力量开始全面向市场增长动能转变的一个过程。刘元春：展望下半年，我们会看到我国依然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特殊人群的就业还不是很好；上游产品，特别是以石油为主体的大宗商品价格带来成本冲击还很严重；消费需求复苏还有相当长路要走。但是我们认为这都是复苏进程中的一种常态性现象。下半年中国经济会是一个持续向好的态势，支撑它的核心力量在于：第一，上半年的财政支出速度相对偏慢，这决定了下半年财政政策调整的空间、财政支出的力度和规模会进一步加速。更为关键的是，相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中国的政策利率水平依然较高，还有很大调整空间，这意味着政策支撑可以随着经济的进展进行相机抉择。第二，上半年十四五规划已经出台，下半年会进入到全面落实、全面实施的新进程之中，一些大项目、大投资会带来很好的一个支撑力。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十四五规划当中不仅有大项目、大规划，同时还有大的改革。目前围绕着共同富裕的先行先试意见以及年底要公布的共同富裕纲要，都有利于我们提升整体的收入预期。第三，欧美目前正在经历第三波疫情，这可能会打乱欧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供应链恢复的节奏。目前来看，世界范围内的供应链的瓶颈效应比想象中严重，因此下半年的出口态势可能会比预期的好，虽然可能有所回落，但是依然会成为短期支撑中国经济的一个核心力量。以上几大因素我认为是下半年经济复苏、经济常态化的几大支撑作用。3. 国际国内形势依旧复杂严峻，有哪些潜在风险需要高度警惕？刘元春：第一就是外部环境的这种变异，特别是美国宽松政策的调整，以及美国兴起的新一轮对华政策打压和遏制，这个可能是今年底和明年初我们要承受一个最大的压力。
第二是我国的宏观杠杆率依然偏高。在一些局部区域由于复苏乏力而债务过高所引发的区域性经营的债务链可能出现一些情况，这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K型复苏的态势更为明显，区域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拉大，需要高度关注。第三是全球通货膨胀究竟以何种形式向中国传递？如果是以传统上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扬的方式传导，特别是石油价格持续上扬，这将给我国的复苏带来负面影响。但如果是通过欧美CPI制成品价格持续上扬的方式，这对我国反而是一个好消息，对此我们也要高度关注。第四是我国近期围绕房地产的长效机制开始推动一系列的改革，包括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有关房地产税的动议，对土地财政的调整。在房地产的这种战略结构性重大调整过程中，如何保证房地产价格和预期的相对稳定、地价的相对稳定，对宏观经济稳定依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要防止资产价格出现硬着陆的状况。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到一个稳定的复苏通道，已经接近于常态化了。当下的核心任务，在于为十四五布局落实提供宏观空间，为大改革提供宏观空间，而不是进行简单的过度的微调，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面临的一些中期问题和困难可能比一些短期忧虑更值得关注。因为有些问题大家都认识到了，但是它的规模、冲击方式和一些关键时点的把握，实际上会考验我们未来的政策选择。 4. 我国K型分化明显，宏观政策的制定面临哪些挑战？刘元春：K型复苏简单讲就是一些复苏的一种分化，在区域、在产业出现不同步的现象，甚至是方向相反的现象。面对这种状况，我们第一就是要坚持底线思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于复苏能力很弱，甚至出现强劲分化的态势，政府要进行积极干预，在这上面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目前南北分化、东西分化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因此加强区域经济协调，加大对一些短板的扶植力度，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重点。刘元春：PPI向CPI传导本身有一个过程。而我国的上游产业中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具有垄断性，而下游产业很多都是竞争性的，这样导致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在成本传递过程中，下游行业很难进行成本的直接传递，所以因此我们会看到，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端口，大量中小企业、大量的供应者相互竞争，他们难以涨价。也就是说在供大于求的状况下，中下游企业不具备持续涨价的基础，很多企业在这种环境下只能选择成本自我消化，也就表现为，我们的成本冲击没有很好体现在CPI这个端口。这种现象的产生说明中国经济的弹性和韧性在提高，中国企业对于成本冲击的承受力也在提高。而不能简单地说我们的内循环出现了一些堵点，因为价格形成机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议价能力。近期上游产业的利润大幅度上扬，他们利用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制造了大量盈利，同时也将一些成本转移给一些中下游产业，而中下游产业目前来看还是能够承受这种冲击的。当然，对于一些原材料密集型行业来说，国家应该采取一些对冲措施。另外还要对整个市场环境进行整顿，因为很多上游的垄断性行业可能会利用议价能力进行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自发改委在五六月份整顿市场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回调逾20%。这可以使我们更为警醒，目前的价格上涨因素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因此治理的工具和手段也应当是多元的，不应是单一的。刘元春：PPI高企绝对不是货币政策调整的一个参照系。因为这一轮里面，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进料价格的上涨导致我们工业品出厂价格的这种上涨，是一个局部现象、结构性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恢复性上涨的自然产物。那对于宏观经济更具有主导性的一个参数是CPI，特别是核心CPI，目前我国上半年CPI平均只有0.5，核心CPI只有0.9，这全面反映出我们目前整体经济是需求不足，而不是经济过热，因此央行进行流动性的宽松具有必然性。更为重要的一个，就是上半年货币政策常态化已经完成，而这个过程中间导致的，就是现在整个金融环境有偏紧这样一种趋向，特别是目前企业的应收账款同比增长很快，企业的违约率有所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们进行适度宽松，特别是在数量上和结构上的这种宽松，我觉得是有必要性的。中国目前的通胀形势与欧美的通胀形势有本质的差别。欧美的救助政策落脚在消费端，因此欧美的消费复苏很好；我国的救助主要落在生产端，导致我们的生产复苏很好，因此中国目前面临是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欧美面临的供给瓶颈的问题。对于通胀，我国面临的是供给端的成本冲击问题，欧美实际面临的是需求端的物价上涨和货币流动性的宽松释放，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一定要以内为主，而不是简单跟随欧美进行调整。当然下半年，我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一定要回归中心点位，使货币供应数量与名义GDP增长有一个匹配性。同时我们要关注货币政策对一些特殊项目、特殊行业的结构性的流动性支持，为十四五规划落地和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做好配合。面对欧美政策的变局，我们要有一些前瞻性的应对，特别是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局，我们一定要为进一步夯实经济运行的常态化基础提供坚实的支撑，而不是简单的以货币政策回归作为它的一个目标。7. 在中国疫后经济复苏中，消费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刘元春：对于消费复苏，一般疫情之后首先是生活必需品的复苏，然后耐用品，最终会传递到一些接触性的服务消费。目前我们的日用品复苏已经基本到位，但是耐用品以及与疫情相关联这样的一些服务性的消费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我认为对消费来讲，第一是要注意制定扩大消费的战略，而不是短期性的刺激消费，第二是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我们也不宜大幅推动一些接触性服务业的繁荣，所以目前消费低迷的状况是很正常的。因此从宏观政策平衡方面，就需要在投资和出口上好好做文章。对于消费，还是应当从中长期的角度来提升消费基础，提升消费和供求的匹配度，更重要的是从收入分配角度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以此来提升消费，所以我们认为在消费上不宜过度做文章。
刘元春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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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宣部“马工程”项目首席专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
常规性出席国家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聘请专家，担任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财经特约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为开放宏观经济学、世界经济学。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自2020年4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被首次提出后，新发展格局的概念又两次在总书记座谈会、四次在总理座谈会等多次会议上被提及，并被写进202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为什么要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怎样理解提出这一战略选择的国内外环境和时代背景？什么是国内循环、国际循环？二者的联动关系是怎样的？国内循环、国际循环中存在哪些堵点和问题？我国如何实施双循环战略？
为了解读上述问题，这本书从“为什么”“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四个方面，系统地解读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来龙去脉。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随着我国正式进入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未来国内循环、国际循环的关系将进入新阶段。
这本书为各级党政机构政策制定者、经济工作者、企业管理者、投资者、经济研究者等带来了系统而全面的解读，是一本学习、认识、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简明通俗读物。
责编: 鲁西 宥朗 | 视觉：李盼
监制：卜海森 李俊虎